P2P类理财市场有多大

P2P网贷行业发展出现波动，监管力度加大
中国P2P网贷行业的发展遵循着不同于欧美市场的规律，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高速发展阶段、风险爆发期、政策调整期四个阶段。随着P2P网贷行业快速发展，大量不具备运营资质的P2P网贷平台也开始涌入市场，市场对P2P网贷行业的期待也开始回归理性，这将出现平台的兼并、重组和结盟。随着我国征信系统的日趋完善，相关P2P网贷行业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P2P网贷风控体系的完善，中国P2P网贷行业的本土化进程已基本完成。
2011-2019年，我国P2P网贷正常运营平台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截至2018年12月底，正常运营平台数量相比2017年底减少了1219家。自从2015年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达到3464家后，已经连续三年出现下降。
截止2019年1月底，P2P网贷平台数量为1031家，12月底下降至343家，相比2018年底减少了678家。
行业进入专项整治，监管政策日趋完善
2019年网贷行业专项整治进入深水区。2018年12月底互金整治办与网贷整治办联合下发的175号文首提坚持以机构退出为主要工作方向，奠定了2019年整个行业清退转型的主基调，此后多份重磅文件及多次高规格会议所传达的网贷整治总方针基本保持了一致性，即推动大多数机构良性退出，引导部分机构转型。
另外随着行业出清的加速，恶意逃废债的现象也愈加严重。为应对这一乱象，2019年9月初互金整治办与网贷整治办联合下发《关于加强P2P网贷领域征信体系建设的通知》，通知明确支持在营网贷机构接入央行征信、百行征信等征信机构，表示持续开展对已退出经营的网贷机构相关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打击，要求各地将形成的“失信人名单”转送央行征信中心和百行征信。
行业经营效益持续走低，平台退出或转型呈主旋律
2018年全年P2P网贷行业成交量达到了17948.01亿元，相比2017年全年网贷成交量(28048.49亿元)减少了36.01%。在2018年，P2P网贷行业历史累计成交量接连突破7万亿和8万亿元两道大关。从2018年单月的成交量走势看，呈现上半年高、下半年低，其中1月最高达到2081.99亿元，10月最低仅为1022.67亿元，2018年第四季度成交量维持低位的走势，这也反映了当前出借人对于P2P网贷行业仍然较为谨慎的态度。
2019年全年网贷行业成交量达到了9645.11亿元，相比2018年全年网贷成交量(17948.01亿元)减少了46.26%，从数据可以发现2019年全年成交量创了近5年的新低。随着成交量逐步下降，网贷行业贷款余额也同步走低。截至2019年底，网贷行业总体贷款余额下降至4915.91亿元，同比2018年下降了37.69%。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成交量逐步走低与部分大平台逐步转型、监管“三降”、出借人对行业谨慎的态度密不可分。同时，由于2019年行业清退力度加大，平台继续按照监管“三降”要求降低贷款余额，此外多家大平台开始业务转型，停止发标导致贷款余额急剧下降，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行业贷款余额在2019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2019年网贷行业总体综合收益率为9.89%，相比2018年网贷行业总体综合收益率上升了8个基点(1个基点=0.01%)。2019年综合收益率继续小幅回升，主要原因在于2019年上半年几家大平台出现爆雷，为避免出借人信心不足资金大幅度流出，不少平台为提高出借人留存率，进行了加息活动。不过，后期随着平台发标数量的大幅度减少，资产端监管加码，借款端利率下降导致出借端利率也出现下滑，行业综合收益率持续下行，因此2019年全年看综合收益率呈现前高后低的局面，但是总体仍然相比2018年略有上升。

以上数据及分析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虽然也存在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货币发行主要以外汇、国债等资产作为发行准备，但与金银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必须以法律规定的贵金属(金、银)作为发行准备相比，货币发行扩张受限制较少，因而从长期看名义货币存在贬值趋势。研究表明，根据消费物价指数测算，1980年的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2.82美元购买力，1960年的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7.35美元购买力。
　　为减少名义货币购买力长期下降对货币财富不利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客观上需要通过理财实现货币财富保值增值。不仅如此，理财也为金融业发展创新注入持续增长动力。以货币为媒介的理财行为，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中介，实现投资资金优化配置，以及风险合理分散与转移。
　　近年来，在居民理财需求刺激推动下，我国金融业规模发展急剧壮大。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为例，截至2014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已经超过12万亿元，已经超过保险业总资产规模。同时，理财也是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基础。理财行为赖以存在的投资回报来自实体经济。离开实体经济，理财收益将是无源之水，沦为“货币空转”或“庞氏融资”。
　　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理财需求巨大。高净值人士理财需求强烈。2007年欧洲高净值人士财富总量为10.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6.3%。而在美国，据花旗银行估计，基于理财的财富管理业在全球金融服务业收入中占到1/5。过去几年，美国私人银行服务的年均利润率最高可达35%，年均盈利增长12.5%，远远高于一般零售银行业绩。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财富快速积聚。截至2014年末，我国非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6.2660, -0.0027,
　　-0.04%)存款余额为113.86万亿元；其中，个人人民币存款余额达50.78万亿元。据估计，我国约有118万人资产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有7600人。
　　目前，为高净值人士理财服务的私人银行服务在我国方兴未艾，发展潜力巨大。截至2013年末，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规模接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52%。据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20.5万亿元。我国信托业资产规模达到13.04万亿元。
　　民间理财市场兴起并非偶然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创新不断推进，为社会理财需求服务的财富管理业务已经成为金融机构新利润增长点。目前，正规金融领域创造推出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产品等，迎合了市场对于不同类型理财服务的需要，取得了较快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正规金融领域理财投资门槛较高且限制较多，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金融市场竞争还不充分等，使得部分居民个性与多样化的理财需求得不到满足，客观上促进了民间理财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一是存款利率管制致正规金融领域理财收益率偏低。
　　应该说，我国离全面放开利率仅剩最后一跃，即彻底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2015年3月1日起，我国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由20%扩大至30%，利率市场化脚步越来越近。但存款利率管制还未解除，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仍有上限约束，离社会均衡利率还存在距离。
　　存款利率上限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定价基本因素。存款利率受到限制决定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难以达到社会均衡利率水平。正规金融领域其他财富管理产品定价基准主要参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与资金实际运作收益率还存在较大空间。相对偏低的收益率难以满足部分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对高收益率产品的追求。而民间理财机构灵活专业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这部分理财需求空白。
　　以创业股权投资为例，如果运作管理得当，被投资企业上市后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回报可以百倍计算衡量。当然，如果企业投资失败，则损失也几乎是百分之百。还有部分阳光私募基金，主要投资于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可以获得超过正规金融领域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也迎合了部分中高风险偏好投资者的理财需要。
　　二是正规金融领域理财投资门槛整体较高。
　　正规金融领域受到监管当局严格监管。不管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还是券商资产管理计划，都存在合格投资者准入门槛，存在投资比例与投向限制，防止财富管理规模盲目扩张等。这些监管措施存在必要性，均是控制金融风险需要。但由此必然带来部分投资者理财需要无法满足问题。特别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门槛多在5万元以上；部分收益率较高的产品准入门槛为20万元，甚至更高；部分银行存款利率上浮也有门槛。
　　在这些条件约束下，普通居民小额存款难以获得较高收益，多以活期存款或低息定期存款形式为社会融资补贴利息。建立在“支付宝[微博]”基础之上的“余额宝[微博]”横空出世，在短短时间内聚集到5000亿元以上资金规模，其根本原因在于迎合了社会广泛小额分散化资金投资需求。
　　我国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方面是互联网金融具备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P2P网络贷款平台允许投资者以1元为单位对标的融资项目进行投资，有效满足了草根阶层的投资理财服务需要。
　　三是未获满足实体融资需求蕴涵较高投资收益机会。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社会资金较难惠及中小企业与弱势金融领域，使得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为民间理财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商业银行对“还旧借新”有限制条件，贷款企业必须先归还旧贷款方能补办新贷款。
　　部分实力较弱企业基本上没有从其他银行融入资金的能力，因而民间“过桥贷款”需求较为旺盛，虽然期限短暂，但过桥贷款利率却远远高出正常银行贷款利率。
　　此外，部分企业股东需要购买增发股票，向社会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足等等，在正规金融领域融资不畅时，也将成为民间理财潜在投资方向。我国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财公司蓬勃发展，与这部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未获满足密切相关。
　　四是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
　　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壮大，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各要素市场也得到了较为充分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债券市场分割，金融衍生品市场仅具雏形，金融创新产品还不丰富，市场风险约束机制未经实战演练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是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正常现象。我国目前仍限制投资者直接参与银行间企业债券市场，居民和企业需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或财富管理产品载体进入市场投资。涉及证券投资运作需要专业能力，也非普通居民所能企及，也为部分民间理财公司创造了现实及潜在业务机会。
　　五是金融市场总体竞争还不充分。
　　我国金融总量急剧扩张同时，金融市场竞争还不充分，银行业独大，保险与证券业实力相对较弱。在财富管理领域，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主要是承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自主管理运作实力总体有限。
　　金融机构竞争是以国有资本之间相互竞争为主。金融市场机构准入门槛很高，民营资本难以进入。社会融资客观上存在所有制和规模歧视，不仅民营中小企业融资较难满足，而且适合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创新动力也存在不足。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我国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大量出现并非偶然。民间投资理财公司主要包括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财公司、P2P网络贷款平台等。随着财富日渐积累，我国居民投资理财需求空间巨大。但正规金融领域信托理财、股票、基金、存款等投资理财渠道，门槛高、回报低、交易机制固化等，难以完全满足部分投资者个性多样化投资需求。
　　而民间投资理财公司总体经营机制灵活，投资回报较高，且支持实体经济融资，成为正规金融领域投资理财渠道的一个补充渠道。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2月7日，协会已办理完毕私募基金管理人7358家，涉及私募基金9156只，管理资产规模2.38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15761亿元，占66%。此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规模5697亿元，占24%；创业投资者基金管理规模1494亿元，占6%；其他基金管理规模822亿元。
　　治理民间理财市场乱象
　　民间理财市场发展壮大，也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缓解了部分企业和项目资金短缺，支持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但同时，由于民间理财市场不受监管，经营行为无序，道德风险较为突出，蕴涵了较大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民间理财机构经营整体无序。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超市、商场等，均有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出没，或张挂宣传图片，或设立柜台咨询，或分发宣传资料，或主动兜售，或电话营销，刻意夸大投资回报，有意回避投资风险，以高息为诱饵向退休职工、老年人，或金融风险意识淡薄群体销售，严重影响到正常金融秩序。
　　为取信于不明真相投资者，部分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在热点商业区域租赁门脸，按照金融机构风格装修；甚至通过复杂交易构造虚假投资担保关系，引入自身控制的第三方公司提供担保，企图打消投资者疑虑；假借第三方支付资金托管名义，欺骗投资者其投资款项已得到严格监管。为扩大销售渠道，部分民间投资理财公司还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唆使银行网点员工、保险营销人员私自向客户销售，严重影响到金融机构声誉。
　　据报道，2014年7月以来，广东省7家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共发生9起“飞单”事件，涉及客户资金3.36亿元，引发至少10批群体性上访维权事件。民间理财机构经营无序行为容易导致民间集资案件频发，极大损害投资人利益，并将波及正规金融机构。
　　二是民间理财机构道德风险较高。
　　道德风险是委托代理关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也无法真正解决。正规金融机构已经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经营透明度在不断提高，加上金融当局的严格监管，经营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将会受到抑制。而民间理财机构基本没有监管，投资者也没有能力约束机构的经营行为，使得民间理财机构道德风险整体较为突出。个别民间理财机构设计了复杂的资金运作与管理结构，主要是为了迷惑投资者，以获得投资者信任，打消投资者顾虑。个别理财机构内部管理混乱，甚至还出现理财机构负责人挪用客户资金，支付自身奢华消费。
　　三是部分民间理财机构大肆非法集资。
　　根据司法解释，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部分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承诺高息回报，与非法集资并无本质区别。
　　一些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在资金募集完成后形成资金池运作，必然只能投资于高风险项目，面临着较高经营风险。一旦出现资金亏损，也只能通过滚动发行弥补资金缺口，最终将陷入庞氏融资游戏。这些民间投资理财公司，虽然也打着咨询与金融信息服务名义，也多以“中介咨询”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但无法掩盖其从事非法集资的真实意图。
　　四是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
　　当然，当前我国民间投资理财乱象的发生，也有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的主观原因。我国投资者金融风险意识与金融知识普及程度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不相适应，绝大多数投资者缺乏风险自担能力。主要表现在投资者金融知识普遍较为欠缺，难以理性分析与决策；收益与风险配比意识不强，易受高收益诱惑，对风险关注不足；投机性较强，存在博傻意识；契约精神缺失，风险自担能力薄弱，易采取过激行为。在实体企业整体盈利环境趋向严峻的同时，部分投资者投资回报预期却未同步回归，从而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蕴涵了较大风险。
　　五是民间理财与正规金融并未实现真正风险隔离。
　　民间理财是民间借贷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主要为民间借贷服务。风险只能被分散，而不会消除。所谓风险隔离，是切断风险传播途径。但民间借贷风险与正规金融领域难以真正风险隔离。这是因为微观主体是复杂的社会经济交易网络中的一个结点，通过上下游关系、支付结算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等，与其他接受正规金融领域融资的微观主体发生经济联系。在发生民间借贷同时，企业也可能在正规金融领域融资，且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代表。此外，民间理财机构本身也是资金运作主体，机构业务与正规金融业务相互交织，从而形成风险相互传导链条。
　　从温州的情况看，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当年9月温州出现民间金融风波。到2014年4月末，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升至4.69%。从民间借贷出现风波到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表明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领域风险必然要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如，部分民间理财机构通过“飞单”行为、向银行客户主动推介以及与正规金融机构业务合作，显著增加了民间理财风险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值得高度关注。
　　采取有效措施规范理财市场
　　近两年，随着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的金融风险正加快释放，非法集资案件呈高发态势。从全国范围看，去年以来因为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财、P2P兑付风险引发的 件有增加态势，部分案件牵涉人数众多，区域广泛，金额巨大，影响了相关区域的正常金融秩序。而民间理财公司老板“一人跑路，千家遭殃”，不仅损害到社会人际关系基础，而且还会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引发金融风险连锁反应。因此，不仅需要管理部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规范理财市场，而且还要通过现代传媒做好风险警示，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
　　一是民间借贷阳光化。
　　民间借贷历史悠久，几乎与人类历史平行。民间借贷本身并无对错，关键是善于引导利用，促使其健康运行。一方面是通过立法，修订《贷款通则》，允许民间借贷行为存在，进一步明确民间借贷法律边界，引导市场合理预期与行为。另一方面是在阳光化指导下，建立民间借贷登记系统，采集借贷双方及交易信息，以确定纳入法律保障的民间借贷范围。
　　二是加强非正规金融监管。
　　目前，非正规金融领域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在非正规金融领域监管方面，地方政府要着力培养监管人才，锻炼队伍，整合监管力量，切实做到有效监管。金融当局提供监管技术支撑与服务，做好信息沟通与共享。目前，需要尽快建立民间理财统计体系，及时掌握市场发展状况及风险暴露。
　　三是严厉打击民间理财机构非法行为。
　　针对民间理财市场混乱与销售不规范情况，地方政府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其在商场、超市大肆推广行为。由于民间理财机构工商登记与普通企业没有差异，工商执照经营范围登记较为模糊，也很难准确锁定。一个可行选择是对登记为“投资”、“投资咨询”的企业进行筛选，进行清理与规范。
　　四是强调投资风险自担。
　　除了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外，我国大部分领域财富管理还无法做到让投资者承担全部投资风险，刚性兑付已经成为寄生在金融市场的毒瘤。但为了促使民间理财市场规范运行，就必须要强调投资者风险自担。只有在风险顾虑下，投资行为才有可能纳入审慎轨道。不应提倡地方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对投资者风险行为买单。
　　五是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
　　金融当局和地方政府都有义务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借助遍布城乡的金融机构网络和互联网，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将一些案例通过适当方式向普通大众宣传，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
　　今年我国资产管理领域兑付风险有可能集中释放，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有可能快速增加，非正规金融领域风险事件增多且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为此，要确立金融维稳底线思维，阻断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