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投资要谨慎，消费要理性？

随着生活的越来越好，人均收入的普遍提高，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例如基金、股票等。这些投资方式让一部分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因而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人们争相将眼光投到了这些投资上。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进行投资的人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有的人甚至因此而破产、输个精光。所以，在这些风险投资面前，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都一定要谨慎。
投资要谨慎，消费要理性，那正确的做法该是怎样呢？
在市场经济发展日趋完善的当下，理性对于那些和商业相关的行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理性思考所做出的决策，才可能是客观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
比如说投资。投资是一种需要高度理性的商业行为，首先需要经过“审慎计算”。而所谓的审慎计算，其实就是要求投资者在投资之前谨慎地进行预估。对那些即将发生的行为花费的预估和对即将发生的行为将会带来利益的预估，只有利益大于支出的时候，这份投资才可以进行。因此，对于那些惯于投资的人来说，他们十分注重对收益的获得与风险的控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著名经济学家的萨缪尔森曾经就做过这个实验。某次，他与同事掷硬币打赌：若是硬币的正面朝上的话，他将赢得1000美元，若是反面朝上，那么他将付给那位同事2000美元。
刚一听起来，这个赌注似乎很有利于萨缪尔森的同事。因为只要这位同事出资1000美元的话，就有一半的可能性赢得2000美元。当然，他也有一半的可能性输掉1000美元。这样分析之后，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其真实的预期收益是500美元，计算方法为50％×2000+50％×(-1000)=500。
想不到的是，这位同事对于这项看起来是自己处于有利一方的打赌一口拒绝，他说：“我不会跟你打赌，因为我认为1000美元的损失比2000美元的收益对我而言重要得多。可要是扔100次的话，我同意。”换句话说，在这里萨缪尔森的同事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一次很难出现我想要的平均定律的结果，而100次却可以。
曾经就有人做过一个关于掷硬币的实验，实验的结果显示：掷10次、100次与1000次所得到正面的概率都约为50％，所不同的只是当你扔到1000次时，所得到正面的概率却比扔10次更加接近50％，这就是所谓的平均定律。即重复多次这种相互独立而且互不相关(下次的结果和上次结果无关)的实验，可以降低被动一方的风险，因此萨缪尔森的同事才准备通过这种“平均定律”稳定受益。
所以，接下来，萨缪尔森的同事又提出这样的打赌规则：“我们来赌1000次，每次你以2美元来赌我的1美元。”这样，萨缪尔森同事的资 产组合风险便被固定了，并且其初始资金也大大降低了，也就是说顶多也就500美元(假设他在前500次都很倒霉，当然这不太可能)。我们很赞同萨缪尔森同事的这种做法并认为这是他最明智的做法。原因很简单，他提出的这个规则就相当于是把500美元分散到了1000个相同并且互相独立的赌次中了，那么该资产组合的风险就会近似为零了。
由此，我们看到了投资的理性在投资中的非凡作用——将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这正是投资和 的不同之处，因为投资是经过审慎计算的理性行为。对于精于投资的人来说，没把握的事他们绝不会轻易做，这也就是为什么股神巴菲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只投资两个产品，一是可口可乐，二是世界最著名的剃须刀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投资这两个品牌对于自己来讲是稳操胜券，风险几乎为零。所以他每次出手都必中。也因此他有一句名言：投资是一次 ，一次知道结果的 。他所说的结果在这里很简单，即必胜。
所以，“规避风险”几乎是所有投资大师的经营理念。我们常说聪明的人从来不会做盲目的事。同理，那些成功的商业家是不会轻率支配资金，盲目消费的。
我们古代就有一种说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之有方。”
这其中其实就已经蕴涵了投资和消费的理念，因为里面强调的“道”和“方”指的就是投资理财的理性策划。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投资才能称为理性投资呢？根据经济学上的解释，理性指的是人们具有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特性。一般来说，投资领域的投资者又因表现出来的特征的不同而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风险厌恶者；第二类是风险中性者；第三类是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求的就是一个“稳”字，投资理性表现为：如果不存在超额收益与风险溢价，那么谁也别想拉他“下水”；第二类人——风险中性者没有第一类人那么极端，他只是按照期望收益率来决定该不该进行风险投资，属于不偏不倚、时静时动的风格；而第三类人却完全不同，他们的宗旨：“玩的 就是心跳。”他们把风险当成一种乐趣渗透在他们的投资行为中。
根据一项统计数据，现实中的大多数投资者都属于风险厌恶者，只不过每个人的风险厌恶程度不一罢了。所以，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我们这里定义的理性投资表现为：多一分风险，就要多一分收益来进行补偿，风险与收益要保持一定的均衡关系。
当然，和投资理性相对应的是消费理性，但是理性消费却同理性投资一样也是很难把握的。从理论上来讲，个人消费的特点是对特定消费者而言，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色消费自然就会不同，而一切消费品(包括闲暇)的边际效用都是相等的。所谓边际效用，即指在一定时间内消费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新增效用，也就是总效用的增量。在经济学中，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
假定让消费者在面包与牛奶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面包吃得过多，那就意味着他已经造成了面包边际效用的减少(甚至会觉得厌恶)。这样造就的结果只能是这个消费者会减少对面包的消费，而需要增加牛奶的消费，直到它们两者的边际效用都相等为止。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效用不过表现为个人感受而已，因此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个人偏好的影响，不仅难以进行比较，更没有办法测度。而由于衡量标准的抽象化，因而很难做到消费的理性。
这里有一个关于消费理性的有趣问题，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否适用于所有物品，它是否是万金油？从上面的分析看来，它对于面包与牛奶而言，显然是适用的，可是对于金钱呢？答案却未必适用。
此外，消费理性还受别的方面的制约，例如“选择的完备性假设”。例如：如果现在有甲、乙两个物品，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三种情况，即：人们认为甲比乙好，或者乙比甲好，或者两者一样好，除此外不可能出现第四种情况。如果你选择了对自己而言比较好的，就可以说你的消费行为是理性的。然而，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他的著作里讲 述了一个“布里丹之驴”的故事，来质疑这个“完备性”假设。
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话说布里丹有一头驴，面对两堆草，因为没有办法选择哪一堆更好，最后竟然饿死了。很明显，它并不认为甲比乙好，也不觉得乙比甲好，它更不会觉得两堆一样好。那么，它究竟是怎样认为的呢?答案肯定我们都不知道。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比“理论论证”多得多的可能性。世间万象，纷繁交错，并不是理论所能够完全囊括的。
理性向来具有这样一个特性，那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理性意味着最佳选择，这就好比在小径纵横交错的森林里，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最容易达到目标的路径一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你得对你身处的环境有个深刻认识外，还要能排除各种外界干扰、撇开众多假象和诱惑。其实理性消费也是这个道理。只有做到不受情感认知的影响，一切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尽量对你的消费细节进行“审计量化”，才能做到理性。